时效城配2017年订单量90亿件，已是网络型快递件量的20%以上，且增速保持在网络型快递之上。预计两年内，将达到网络型快递件量的30%。 
 
        而因人效不同，时效城配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止于快递行业的 30%。根据我们草根了解，时效城配配送员每天完成的订单数仅有普通快递员的约 1/3 至 1/5。也就是说，时效城配订单量是快递件量的 30%时，其所需要的劳动力可能已经达到了网络型快递行业的90%-150%。美团外卖有单骑手数量已超过50万。

  典型的质疑是：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时，时效城配行业的市场规模是否会随着人力成本的上涨而逐渐萎缩？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口红利下半场的区域分化现象，会在供给端支撑时效城配市场的爆发。 
 
        时效城配所需要的一二线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恰与中国人口红利下半场的区域分化相契合： 
 
        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劳动力人口占比迅速提升与城镇化进程叠加的结果。这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罕见。我国1990年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红利的时候，城镇化率只有35%。而日本和美国都是先经历城镇化，再迎来人口红利； 

  城市化天然具备的密度经济，加剧了生产效率的分化。城市人口密度的提升，不断扩大城市与村镇生产效率的差距，不断扩大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而生产效率的差异，又不断吸引劳动力向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流入。人口红利下半场，我们将看到区域劳动力供给的结构分化——城市的胜利。 

  城市化既产生城配的需求，同时又是时效城配爆发的供给保障。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规模优势自我加强的商业模式。 
 
        比劳动力供给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样城市化的特殊时期将迎来“时间交易市场”的繁荣。 
 
        我们认为时间交易市场未来潜力巨大，但并未被业界广泛分析。为了叙述方便，创造了“时间交易市场”这个名词。 
 
        我们把外卖、生鲜店配、预约跑腿等用时间换时间的服务，都理解为时间价值的交易——即消费者与服务者的时间交易。 
 
        交易的产生，来自于时间价值差。消费者的时间价值与快递员的时间价值差距越大，这种价值交换的市场的潜力就越大。 
 
        而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与教育不均衡、妇女劳动高参与率这两项因素结合起来，拉大了这种价值差，孕育着一个潜力巨大的时间交易市场。 
 
        人的时间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又通常与教育水平相关。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农村的教育分化，导致不同人口的时间价值差异较大。中国城市超 80%的孩子能上高中，而农村孩子上高中的比例不足 40%。这些孩子进入城市工作，其劳动生产率和时间价值将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产生较大分化，使两者的交换成为可能。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 61%，明显高于全球平均的 49%。如果只考虑一线城市，在较高的住房、医疗、教育的成本下，女性劳动参与率应该更高。双职工家庭越多，便越缺少全职主妇，家庭成员用于工作、娱乐、陪伴等以外的时间就越稀缺，时间交换市场就越繁荣。 

   严格来讲，消费者与快递员之间交换的并非是相同长度的时间。考虑专业分工带来的交通工具与技能娴熟度不同，快递员去执行采购和配送往往比每个消费者亲自去做更有效率。从社会整体来看，这是对国民总时间的节约。 
         
        基于时效维度的分析框架，以及对商流和人口两大外部变量的认识，我们认为时效城配将崛起，延展和重绘中国快递版图。 
 
        以“三通一达”为代表的非时效网络快递是过去十年电商物流竞争的赢家。很大程度上，“三通一达”管理的创新，创造了全球最低的电商履约成本，创造了全球领先的电商渗透率。没有电商快递低成本扩张的模式创新，就不会有今日中国电商的繁荣。 
 
        伴随着快递版图“新大陆”的崛起，非时效网络快递公司将面临新的机会与挑战，也将通过自我变革，把握和适应环境变化。 
 
        3-5 年后，非时效网络快递的分化，不仅体现为在现有竞争领域的份额差异，也将体现在新版图上的领土划分。